数字技术已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出强大驱动力，但农业农村领域的数字化进程相较于工业、服务业及城市体系仍显滞后。一方面，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与技术采纳能力整体不足；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品供给与农业场景应用需求之间存在错配，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的模式不够成熟。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农业现代化，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与提升农民获得感，已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亟须回应的重大课题。
一、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的战略机遇
数字技术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然而，其潜力的释放，关键在于政府政策引导与市场主体参与的协同发力。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加速迭代，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运用前沿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创造了重要机遇。
（一）政策支撑：数字技术赋能的制度基础
政策支撑是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部署，各地积极配套落实相关措施，构建中央引导、地方协同政策落地机制，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从点状示范向全域拓展转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持续强化顶层设计，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系列文件，系统部署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与路径，明确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便捷化。《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进一步从夯实乡村数字化发展基础、强化粮食安全数字化保障、创新发展乡村数字文化等10个方面明确年度工作重点与任务方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智慧农业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数字治理能力提升、乡村网络文化振兴、智慧绿色乡村打造、公共服务效能提升、网络帮扶拓展深化八大行动，为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方向指引。
（二）技术革新：数字技术赋能的核心驱动
技术革新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转型、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在农业生产、流通、管理等各个环节，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同时来自其他产业的先进技术也逐步嵌入农业场景，为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以无人机、遥感、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应用，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精准化水平和环境监测智能化能力。互联网与电商的快速发展、智能物流系统的建设，有效推动了农产品电商和交易环节的数字化进程，区块链技术在农产品溯源体系中的应用亦不断拓展。与此同时，电子设备的普及为乡村治理和农业监测提供了高效的终端支撑，相关平台系统建设在促进基层民主治理和提升基层组织运行效率方面展现出积极的效能。
（三）市场创新：数字技术赋能的实践引擎
市场主体的创新实践是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具体而言，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托自身在数据、算法、云计算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打造农业生产智能感知系统、农产品可追溯平台和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推动农业向“可视化、可测量、可管理”方向迈进；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优化生产流程、搭建数字供应链体系，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高效链接和信息对接；金融科技企业构建农村金融数字化服务体系，通过智能风控和数据驱动的信贷模型，为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加精准的信贷支持，缓解融资难题。此外，企业还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积极参与平台搭建与系统集成，承担智慧政务、公共服务、环境监测等多元功能，实现从商业应用向公共价值的延伸。伴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技术成果的加速转化，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市场机遇正持续释放，并在激发农业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拓展农村发展空间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的主要挑战
在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地积极探索落地路径，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着数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推广。深入解构并系统化应对这些挑战，是推动数字技术真正落地农业生产、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一）基础薄弱：平台建设与组织体系薄弱
我国农业长期以小农经营为主，地方农业数字化基础薄弱，平台建设与组织体系普遍缺乏系统化规划。在平台建设方面，存在多重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服务对象定位模糊，未能有效区分政府监管、市场主体与农民个体等多元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导致平台功能设计趋同、实际服务效能有限。二是数据动态更新机制不健全，部分平台存在“重建设、轻运维”现象，数据时效性和准确性难以保障。三是运维责任主体权责不清，跨部门协同效率偏低，缺乏可持续的运行机制，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并存。
在组织体系方面，支撑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制度基础与协同机制明显不足，各类主体之间协同联动效应尚未有效释放。高校和科研院所仍以基础研究为主，对农业中具体需求响应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难以支撑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农业科技企业普遍面临研发投入不足、高端人才短缺等瓶颈，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对外部技术依赖度较高，缺乏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此外，作为数字技术最终使用者的农民，在技术研发、应用推广、成效反馈等环节中参与度偏低，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与协作平台，造成技术供给与实际需求错配，技术推广应用面临较大阻力。
（二）供需错配：技术供给与农业需求脱节
在数字技术快速推进的背景下，部分技术供给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出现明显错位，成为制约数字技术有效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一方面，技术研发往往以“数字+农业”的路径主导，产品多从工业或城市场景延伸而来，强调系统集成度和技术复杂性，忽视了农业自身特性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用能力。许多智慧农业项目重技术展示、轻实用导向，导致高精度气象塔、区块链溯源等技术难以被农户实际应用。一些投入大、功能多、操作复杂的智能装备在试点阶段频频遭遇“落地难、用不起、维护贵”，形成“示范田里很先进、农户田里很稀少”的局面。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户往往偏好具有“门槛低、适配强、见效快”特征的产品，当前的数字技术供给体系尚未充分回应其差异化、场景化的现实需求。例如，农户更希望通过低成本智能灌溉系统、可视化病虫预警、手机操作简便的农情监测工具等来提升作业效率和减轻劳动强度。然而，这类“轻量级”“可迭代”的数字化产品在研发端关注度不高，缺乏系统设计与政策支持，导致农户对数字技术的采纳动力不足。一些并不贴合农户实际需求的高成本设备却频繁出现在试点项目中。部分技术开发机构和平台方在缺乏需求调研的情况下，为追求功能集成与“科技感”而开发出价格昂贵、功能复杂的产品。在部分地区试点建设的数字化生态项目中，部署的高价气象监测设备虽然具备多维气象参数采集与远程可视化功能，但农户往往反映其对生产实际指导作用有限，不仅数据冗余、难以解读，且与日常管理缺乏紧密衔接。
（三）区域失衡：发展差异与推广能力不足
区域间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正在成为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进程中的关键制约因素。《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均现象。例如，2020年东部地区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均值为68，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61、48和46，区域差距日益凸显。从省域分布来看，2020年全国数字乡村发展百强县中，浙江（32个）、河北（19个）、福建（14个）、广东（9个）和江苏（8个）5个省占据绝大多数；其余23个省份累计仅占据18个席位，东西部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技术应用、服务能力等方面差异显著。
区域间的数字发展不平衡，一方面，直接影响当前数字农业技术的覆盖范围和推广效果，导致部分地区即便有技术可用，也因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人才匮乏而难以落地；另一方面，更深层地限制了落后地区数字农业能力的长期积累与内生发展动力。数字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往往缺乏相关配套，导致数字化项目推进缓慢、技术成果转化率低，农户参与意愿和能力亦受制约，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差距。
三、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实现数字技术的有效转化，亟须从完善组织体系、聚焦核心技术、强化人才支撑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覆盖“研发—转化—推广—服务”的全链条机制，推动数字技术真正嵌入农业现代化发展。
1.完善数字技术组织体系。构建高效协同的农业数字技术研发与推广体系，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一是重视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统筹推进农业数据资源集成与共享，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枢纽性作用。依托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业科技示范区、农业科技园区等载体，强化科技成果孵化与推广服务功能，推动“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创新。二是充分发挥高校在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突破中的重要作用，支持科研院所依托自身学科优势，聚焦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广泛开展研究，强化技术供给的战略性与前瞻性。三是强化农业企业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统筹推进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大农业科技型企业的培育力度，鼓励科技人员创业与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催生新兴科技力量。支持企业内部组建科研团队，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并与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等外部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科技合作，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2.推动需求导向攻坚机制。面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需求牵引，强化以实际应用场景为基础的核心技术攻关。一是聚焦农业生产全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围绕品种选育、精准种植、绿色防控、智慧养殖、农产品加工与物流、质量安全监测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跨学科、跨行业的技术集成与系统创新，推动先进适用技术在农业各环节的融合转化和落地应用。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研发导向，真正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研发相关技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者仍以中小农户为主，其数字素养、教育水平、技术接受能力等存在明显差异，这决定了技术研发需要贴近其操作习惯和认知能力。在技术研发与产品开发过程中，应充分吸纳农户参与，通过调研、试点提升产品的操作便捷性和适配性，降低技术采纳门槛，增强使用意愿与持续性。三是注重节本增效。农民在技术采纳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成本—收益”理性判断，只有真正“好用、实用、可负担”的技术，才能在一线得到持续推广与规模扩散。因此，需要引导科研机构和企业提升面向农户的技术适配能力与市场转化能力，推动数字技术真正服务农业、惠及农民、赋能乡村。
3.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人才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建立一支扎根基层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能够有效提升技术服务的广度与深度，打通科技成果“最后一公里”。一是持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基层，特别是为数字技术发展滞后地区选派更多具备专业技术能力和服务经验的科技人才，推动科研成果在欠发达地区落地生根，促进科技资源向基层倾斜，增强区域农业发展内生动力和技术支撑。二是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体系，着力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现代农民。探索建立农民大学、农业开放教育平台、基层农技培训站等多样化培训载体，推动农民技能再教育与素质提升，增强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与经营管理水平。重点加强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能力培训，依托乡村独有的熟人社会网络，推动先进技术在农户间快速扩散与本地化适配。三是强化区域间的科技对口帮扶机制，推动发达地区在科技培训、技术指导、人才交流等方面对欠发达地区开展精准帮扶。通过“组团式”科技服务、“一对一”专家联村、“科研院所+合作社”协作机制等方式，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农业发展水平，逐步缩小区域间在农业技术普及和人才供给方面的差距，促进农业农村全面协调发展。